实证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学派的主流，并将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研究模式渗透到了社会研究领域之中。于是，凭借着工具理性，社会专家们将专业工作建立起标准化执行程序，使用技术控制情境，而专业工作者陷入纯粹技巧的操作，无法真正解决现实的不确定性。知识与实践的分离状况正表现了实证主义氛围下人在现代性境况中的异化，也正是当代助人工作者所面临的困境。我们做为心理治疗师、咨商师、社会工作者、教育者等助人专业工作者，必须探索着什么样的知识有助于解决问题，但在一般知识学科分工的范畴下，多认为是研究者将学术理论建构好，再提供给实务工作者应用。行动研究主张在“行动中反映”，希望透过反映对话的方法能够协助研究者更充分反思行动的结果、关系及是否能发展其他可能的行动，使研究者得以反思自己的角色，而负责看待自己选择的研究方法。行动研究要在实践中生产知识的行动理论，是把知识生产的权力和责任还给在行动过程中的行动者，而不同意实证主义认识论主导下，把研究与实践分离。当实践者若能反身回观自己既有的理论和假设，到调整变，“解放知识”就有可能发展出来。 唐纳德．舍恩（Dona Sch?n）反映性实践的概念，是行动研究的核心，舍恩提出“行动中反映”（reflection-in-action）的方法论，特别聚焦于专业领域的社会行动，强调协同探究关系的建构以及如何克服行动中反映的各种局限，特别值得助人工作者的深入探究参照。其中心思想是，人们必须看到人际行为相互建构之复杂性，因此，应该尽可能如实地以假设或前提的形式，组织起自己对特定脉络之现实的描述，这就是尚恩所谓的“行动中反映”，在行动中进行反映并揭露自己。而“反映对话”的方法，就是使用叙说文本、言说行动、影像纪录等各种形式（重要的是能够对特定脉络之现实进行描述），在透过文本与言说方式的梳理过程中，开始进入了“反映对话”中理解以及探究的互动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捕捉每个行动者（社工员或者当事人）理解事物的认知结构，这个认知结构称作视框（Frame）。视框之所以形成，反映的是积累在个体身心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它们可能反映了年龄群体、性别和社会阶级、生命经验等，这样的视框会企图带领人们去认识理解事件的发生并评析它。因此，每个实践者是否能够觉知自己的视框是重要的，因为只有觉察到了自身的视框，才能对于为何持有这样的视框进行自我揭露与分析。譬如，我们往往对于来自农村、城市等特定区域，或特定国家的人带有某种看法，这是我们的认识视框，它或许来自我们的家庭、来自我们的社会、来自某一个片刻个人的亲身经验。但是，若没有被细致觉察，这样的视框很容易成为互动中的“潜台词”或是先入为主的预设并会作用在助人关系之中，进而影响未来的关系对待。能够觉知视框后，就要开始进入视框分析的工作。 “视框分析”（Frame Analyzing），就是指行动者框定当事人的角色及当事人角色与其系统环境之间作用，然后通过反映对话的历程改变既有现况，之后，行动者再就行动策略（方法）施行的后果，回头重新辨识与原来行动设定的框架的目标是否有矛盾，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结果是否是在矛盾中发展辩证的统一。譬如，今天我们要提供农村留守老人服务，我们怎么看待农村出现留守人口的问题、甚至是“三农问题”，就十分重要。这是其系统环境间的问题，而且每个系统间又会有其差异，如同南方农村与大西北农村的境况与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因此所要提供的服务项目就不尽相同。服务项目的提出还要看是否符合问题的解决，提供新农合、老人供餐、医疗照护是否就能够解决留守老人的问题？或者可能制造出别的难题？农村留守老人自己怎么想？服务介入后，农村生态有否进一步的连动改变？这种种都是我们在进行视框分析后，透过行动反映过程，核对结果，重新调整，不断进行“再框定”（Re-framing）再认识，再重新设计以改变实践者的行动策略。而最怕的就是以量化标准来定义服务价值，工具化地把目标、结果切割对待，甚至只用结果来衡量行动方法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 从以上所述，可以知道舍恩带我们看到另一组概念：“行动探测实验”、“假设检验”，表示动态地不断随着行动结果而一再修正的行动，说明行动者进行实验性行动的科学精神[4]。亦即，实践者必须把其所置身的每个处境，都视为个一独特的现象，去呈现揭露他对这些现象的了解，他的系列介入的行动便是探索、移动、探测以及假设—验证的实验，若行动者不仅想了解，还对改变有兴趣，他就把实践行动视为“实验”，跟控制实验一样的是，他乐于理解情境；但不一样的是，他更有兴趣把原本的情境，改变成一个他认为良好的情境。这个推进朝向改变的过程，就是一个个的行动实验。这也就呼应了阿吉斯提到了行动研究的科学性，他认为行动者是研究者、介入者及教育者。强调助人工作者与当事人的主体能动性，以及彼此在工作过程开展中，不断在行动中探测实验，并反思修正，再尝试进行新的介入行动，这是行动研究有别于一般心理咨商等工作之处。助人关系，值得人深究之处在于，助人需要看懂: 甚么是问题的本质、如何问题解决以及助人的关系的建立，助人工作者并必须愿意开放性地在关系中探究，抱持多元观点，而不是执着于自己的认识视框，才能够真正与对方共有平等的关系。而且助人工作者必须受助者重新放置回特定事件脉络中理解，才能发现他的一个不同于原先专业分类的处境；助人者更需要为受助者创造机会和条件，让受助者从既存的、不断复制强化的社会对待中解放出来。兼顾以上，助人者与受助者的关系才能发生变化。而在这样的基础上，行动者才有可能进一步“辨认差异”，发展对立的开放与探究，助人才有可能转化成互助。也就是助人者须让自身在田野中以己为度、分辨差异。不断地在与服务对象的切磋中，挪移新的位置，并且准备把对于“弱势”“助人”的想象，慢慢从“慈善”的视框中解放出来，才能放回与服务对象的平等关系。 一个好的实践者，是要在工作过程中与服务对象进入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能否在行动中发生深刻有效的“反映对话”，对于实践者而言是最重要的。在实践工作中，最常碰到社会多层次脉络在个人身上交织的情形，每个人身上都有多层次的系统像母子盒一层一层的套迭着，包括个人、团体、系统、制度等各种层次的社会系统母子盒。每个社会现场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互动关系与场域的作用。当实践者与服务对象的社会关系有利害冲突，或要协同去达成一个目标时，过程中难免出现各自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悍卫原来自己熟悉的模式，以防卫各自的利益。但究竟如何看清楚这层层套迭的穿戴在我们身上，各自有差异的社会系统结构，面对差异、穿越防卫、而在开放的关系中发展出共利方法，这是助人工作者很大的自我觉察挑战。以笔者所见，这种情形最常发生在团队工作之中，每个团队成员都有其社会生存的压力，也都有着对于自己未来发展的想望，当团队面临艰难任务时，一方面有着团队目标与工作过程的整理与厘清，另一方面还有着团队每个人的利益是否能够公开与讨论，以便协调出一个符合现实的团队方向，这是在团队组织工作中最为棘手又重要的反映对话。这其中，辨识行动者的防卫封闭行动就十分重要，同时，成员生存利益考虑也会考验着团队的开放度以及包容信任度。 为了真正实现辨识与框定问题，以及发展出合适的行动目标与有效的行动策略，助人工作者需要和受助群体建立互为主体的行动关系，构建平等共管的行动空间，并通过细致的对话与工作达成集体行动的共识。“反映对话”是透过文本或言说行动，组织起自己对特定脉络之现实的描述，经由对话梳理、觉知视框、视框分析、再框定、设计行动进行改变等一系列行动实验，是要对峙人们往往经常将复杂的行动世界过于简化，甚至是情绪先行，或者是层次混淆。若我们不能细致地重视脉络的现实描述，就会经常发展出错误的响应。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对人发展的善念之上，开放、包容、意愿与朝向共同发展的善念，是反映对话重要的基石。(作者系台湾行动研究学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在读博士）
《中国社会工作》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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